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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无因负债字据主张债权的法律适用

    发布时间: 2010-12-13 11:17:53 被阅览数: 2651 次 来源: 有法网

        

                       持无因负债字据主张债权的法律适用
                                    高治  

         一、问题之提出
      刘男、刘女原系夫妻,双方于2005年9月13日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载明了刘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者同居的事实。2005年9月26日,刘男为刘女出具一欠条,内容为:“今欠刘女5万元整,订于2006年12月份还清。欠款人:刘男”。后刘男未依据欠条履行,刘女遂持欠条起诉至法院,要求刘男依欠条给付5万元欠款。而刘男则称自己不欠刘女钱,当时是因刘女扣押户口本。其为迁移户口不得已才写的欠条。
      本案中,原告向法庭的提交的关键证据,是有被告签名的欠条。欠条对于债权人而言构成债权证书,对于债务人而言构成负债字据,一般常见的欠条均标明欠债的原因,比如欠借款、欠买卖合同的价款、欠租金、欠劳务费、欠损害赔偿金等等,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发生的原因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欠条本身就可一目了然。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从欠条的内容上反映不出产生欠款的原因,欠款人究竟为什么欠钱,欠的是什么钱,从欠条上无从得知。现在的问题是.仅凭未标明原因的欠条能否认定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否就欠条中债务的发生原因进行调查:如原告无法就欠条中债务的发生原因作合理说明或者该债务发生原因不成立或无效,则欠条有无法律上的拘束力;如原告虽对欠条中债务的发生原因作了说明.但却无法就该债务发生原因举证证明的时候。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
      上述问题在传统民法上均归属于无因债权合同(无因债权契约)的讨论范畴;然欲讨论无因债权合同,又需先对给与行为及其原因的理论有一般性的了解。
     
      二、给与行为及其法律上的原因
      民事法律行为依其内容是否赋予他人以财产性权利或财产性利益,可分为给与行为与非给与行为。 [1]所谓给与行为.就是指因法律行为的作成能够致他人的财产有所增加的行为。在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法制中,因这二者通常分别能够使他人直接取得权利(处分行为的场合),或取得相应权利的给付请求权(负担行为的场合),故一般的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均属于给与行为。 [2]而非给与行为则是指不能增加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如形成权行使、代理权授予等。
      给与行为所引起的直接法律效果。是使相对方取得债权或物权等财产性利益.但任何人不会平白无故增益他人财产,在每一个给与行为所引起的直接法律效果之外,都必有一个当事人意欲达到的其他法律效果.这个其他法律效果就是给与行为法律上的原因。 [3]也就是当事人在交易上所欲达到的典型目的。 [4]比如物权行为所能够引起的直接法律效果是物权变动,但当事人不会为了物权变动而物权变动.其使物权发生变动的原因(当事人意欲达到的其他法律效果),往往在于履行作为基础关系的债权行为所设定的给付义务。在这里,清偿债务就是物权变动的法律原因。又比如,债权行为所能够引起的直接法律效果是在当事人之间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但当事人之所以要为自己设定债务,给他方设定债权,其目的往往是为了取得对待给付债权(仅针对双务合同而言)。在这里,取得对待给付债权就是自己为对方设定债权的原因,或者说,令对方向自己负担对待给付义务就是自己向对方负担债务的原因。对于单务的赠与合同而言,给与的原因就是为了无偿增益对方的财产。一般来说,给与行为在法律上的原因已被类型化,大致有三种:一是清偿原因(见于物权行为等处分行为);二是取得原因(也称负担原因、与信原因,见于双务债权合同);三是赠与原因(仅见于赠与合同)。 [5]
     
      三、无因性的制度设计
      虽然给与行为必有其原因,但在制度设计上,原因是否构成给与行为内容的一部分,却可以有不同的考量。如将原因设定为给与行为的要件,则给与行为效力的发生,以具备原因为必要,欠缺原因,给与行为即告无效;如将原因从给与行为中抽离。则给与行为已超然独立于原因之外,即便原因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给与行为本身的效力也不受影响。前者为要因给与行为,后者为无因给与行为,通常所说法律行为有因无因的问题,即指此而言。 [6]物权行为本身呈无目的性(内在无因性、无色性),可以服务于各种债务的履行,在与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的关系上,设计为要因或无因皆无可无不可,此为立法价值取向的问题。而债权行为则不然,绝大多数债权行为,尤其是法律规定的各种有名合同必为要因行为;因为有名合同以表明给付目的(原因)为必要,如果原因被抽离的话,合同双方就无法就该有名合同的要素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所以,有名合同根本不可能被设计为无因行为。无因行为并非没有原因,只是立法者出于促进交易便捷与安全的考虑。运用法律技术把给与行为与其原因相分离,从而实现法律行为要件的单纯化。严格地讲,它不是“无因”,而是“不要因”。这种无因性的制度设计,被认为是德国民法的专利,其他非直接继受德国民法的法域,大多不具有这一特征。 [7]比较典型的对立参证是法国民法,法国民法根本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存在,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更无从谈起。至于债权合同.法国民法第1108条规定,合法原因是合同有效成立必须具备的四项基本条件之一, [8]而根据法国民法第1131条,无原因之债,不发生任何效力, [9]明显采取了要因的立场。
      是否承认无因性原理,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承认没有原因的权利变动,在承认权利已然发生变动的前提下,再通过不当得利制度(给付型不当得利)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后者根本不承认无原因的权利变动,如果原因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则不认为权利发生转移,毋庸借助不当得利返还来重新回复正当权利状态。这种区别反映在不当得利制度上,就是前者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要远大于后者:在前者,基于给付的不当得利是不当得利的常态和主要类型;而在后者,给付型不当得利仅存在于给付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或已与受给付人自身财产混同,以及给付已经灭失的场合,其他场合或是通过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解决,或是权利变动根本不曾发生(例如无原因之债的场合),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
     
      四、无因债权合同与无原因之债
      按照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此为法律人耳熟能详,但债权行为中除有名合同皆为要因行为之外,是否也可以存在无因的债权行为呢?换言之.债权债务能否从其原因关系中被抽象出来而独立存在呢?显然,在法国民法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但依德国民法的规定,行为人却可以通过缔结无因债权合同的方式,负担与原因相独立的、“不要因的”债务。德国民法第780条规定的债务拘束和第781条规定的债务承认,被认为是明文承认无因债权合同的一般性规定。 [10]所谓债务拘束,是指不标明原因,而约定负担债务的合同;而所谓债务承认,是指承认一定债务存在的合同。 [11]德国通说认为,区分债务拘束和债务承认并无实际意义,二者为一体之两面,仅为表达方式不同,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1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未直接规定债务拘束和债务承认,但民法学通说皆认为,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于不违背法律强行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范围内,得订定无因债权合同。 [13]如王泽鉴教授举例说,甲向乙借款100万元,订立书面谓:“余谨此表示,定于公元2000年1月1日付与乙100万元”,即构成债务拘束;若书面内容为:“余谨此承认,欠乙100万元,定于1999年12月30日偿还”,则构成债务承认。这种不标明原因的一方负担合同.即属无因债权行为。在此,消费借贷构成无因债务拘束(或债务承认)的原因,设甲付款于乙时,无因债务拘束(或债务承认)又成为无因物权行为的原因。王泽鉴教授并认为。当事人订立债务拘束(或债务承认)合同之目的,在于不受原因行为之影响,尤其是避免原因行为的抗辩,交易上自有其需要。 [14]
      无因债权合同创设无原因之债。由于是无因债权.所以即便原因不成立或无效,无因债权本身的效力也不受影响。一方面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无需证明债权发生的原因。甚至无需主张原因,另一方面债务人也不得再援引原因行为中抗辩事由进行抗辩,只要负债字据本身清晰明确真实,债务人即负有无条件履行的义务。但如果债权发生的原因确实不成立,则债务人有权要求债权人返还不当得利。
      应予注意的是.在承认无因性原理的大前提下,对这种无因负债字据的案型,是否解释为无因债权合同,学者间有不同意见。通说虽持肯定见解,但陈自强教授认为,无因性原理对法律人来说都常感困惑,似更难想象一般当事人会在合同中直接表明负担无因债务的意思。且直接当事人之间没有承认无因债务的必要,所以不宜将未表明原因的负债字据解释为无因债权合同,而应将其仅认定为双方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约定,即所谓举证责任契约。 [15]笔者认为,当事人在负债字据中不表明原因。其真实意思究竟是为另一方创设一与原因关系相脱离的独立债权,还是仅仅在于为对方提供证据(并无创设独立债权的意思),实际上是法律行为解释的问题。当事人在欠条上不标注原因,或许只是一种巧合(比如当事人之间只有一笔借款债务尚未清偿。则无疑欠款就是欠借款),又或许是当事人本身就认为债务的发生原因“拿不上桌面”(比如因通奸而达成的损害赔偿),不愿意白纸黑字地落在书面上,故意隐去原因。在前一种场合,债务人有无创设独立债务的意思,难免见仁见智,而在后一种场合,这种意思就比较明显,此时仅仅认定为证据方法,似与当事人的实际意思不符。至少在纯理论意义上,将无因负债字据解释为无因债权合同,不存在法理逻辑上的障碍,故本文仍以通说作为分析前提。
     
      五、现行法并不承认无因债权(实体法效力)
      在对无因债权合同与无因债权债务的理论有大致了解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本文所要讨论的无因负债字据的案型。如依前引王泽鉴教授的观点,则开篇案例中刘男与刘女之间授受无因负债字据应解释为成立无因债务承认合同,双方对负债字据的授受意味着双方就创设无因债务关系已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在现行法上,这样的意思表示一致能否产生实体法上的效力,即能否产生脱离原因的独立债权债务。
      我国大陆民法与台湾地区“民法”一样.既未如德国民法对无因债权合同设立一般性规定,也没有象法国民法明文规定原因是合同的要件。在法律未予规范的时候,台湾学者基于契约自由原则,肯定无因债权合同的效力。那么在同样遵循契约自由的中国大陆民法体系之下.是否也能作同样的解释呢?对此,笔者认为,虽然两岸均奉行契约自由原则,但由于两岸对无因性原理的态度不同.所以得出的解释结论也可以不同。就无因债权合同的问题.虽然国内的立法和理论均几近空白,但从以下两点可以证明,无因债权合同的效力在我国并未获得认可。
      第一,从与票据法的对比看.票据行为应当具有无因性.这本是各国的通例,但我国《票据法》第10条却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将票据的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分离。根据该规定,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构成票据行为有效的要件,原因关系上的瑕疵将可能影响到票据行为的效力,这说明我国没有完全承认票据的无因性。 [16]而且《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这里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就是指作为票据债权基础的原因关系(比如买卖、租赁等),换言之,当原因关系的当事人与票据关系的当事人重合的时候(如买方向卖方签发本票用以付款,而本票又未经转让),票据债务人可以根据原因关系上的抗辩理由(如买卖合同无效)对抗票据债权人。既然票据债务人享有这样抗辩的权利,那么当无因负债字据的债权人、债务人也同属原因关系的债权人、债务人的时候.债务人应该更可以引据原因关系中的理由(诸如引起债权发生的原因不存在、无效或已被撤销)来对抗债权人,毕竟,无因负债字据债务人的地位至少不应该比票据债务人的地位更不利。
      第二,从我国民法理论对无因性原理的一贯立场看,根据我国民法学通说,除对票据行为无因性予以肯定外,其他的无因行为,尤其是具有无因性的物权行为历来遭到排斥。 [17]以维护交易安全和便捷为目的的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尚且不被接受,则比物权行为无因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无因债权合同理论当更无立足之地。通说在否定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及如下三点理由:其一为该理论抽象、晦涩,与现实生活脱节,违背一般的法感情; [18]其二为该理论的贯彻对原所有权人保护不利。容易引发不公正; [19]其三为该理论所追求的交易安全保护功能,在实质上可以为善意取得制度所替代,故无存在的必要。 [20]如将这三点理由衡诸无因债权合同理论,则可以作出以下分析判断。其一。物权行为无因性涉及的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之间的关系,而无因债权合同理论涉及的则是无因债权行为与作为其基础的原因(即债之发生原因,可能是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中的任何一种)之间的关系,它是将原本具有原因的债权单独抽象出来,在解释上,被抽象出来的债权与原因关系中的债权处于竞合关系(此与票据债权与原因债权竞合的原理相同)。原本一个债权.经法律解释操作,变成了两个相互独立且竞合的债权(无因债权和原因债权),就概念的抽象程度而言,较之物权行为理论尤甚。其二,承认不问原因而独立存在的债权,将可能为不法行为规避法律提供方法。比如赌债原本非债,赌博在当事人之间不可能产生合法债权债务关系.但赌徒之间常将赌博的原因隐去.只在欠条上表明“欠某某某人民币XXX元”,此刻若不问原因,径直认定负债字据的持有人对出具人享有债权。显然有悖公平正义。其三,之所以在票据关系中要适用无因性原理,是因为票据有流通的必要,不借助无因性.票据权利的行使就会受到原因关系的牵扯,这会妨碍票据的流通,影响交易安全。而无因负债字据因标明了债权人和债务人,故一般仅存在于直接当事人之间,不发生负债字据换手的问题,因此也不存在促进流通的需要,更不存在交易安全保护的需求,无因性原理根本无用武之地。在直接当事人之间承认无因性原理。除了能够满足概念法学逻辑思维抽象化的偏好之外。不具有任何实用意义。综合这些理由,可以认为,虽然理论界未对无因债权合同的效力发表过意见.但从既有理论的体系自恰性和逻辑连贯性出发,可以得出“无因债权不被承认”这一结论。
      其实.在直接的当事人之间承认无因债权的效力本来也不具有实质上的妥当性。因为承认其效力的结果将是:一方面,在债权人主张权利时,债务人不得引据原因关系中的理由进行抗辩,几乎要无条件地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当原因关系确实存在瑕疵(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的时候,又允许债务人要求债权人返还不当得利。二者诉讼标的不同,必须分别进行诉讼。与其徒劳往复地浪费司法资源,不如在审理无因债权主张的时候,就直接查明其债权发生的原因。如原因成立,则未标明原因的债权就成立;如原因不成立,则未标明原因的债权也不能成立。
      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国内理论界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物权行为.都找不出直接的实定法依据一样,对无因债权合同效力的讨论也只能止于理论解释层面。如果用《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5种合同无效事由来衡量无因债权合同,除了个别场合可能涉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外,其他情形.似乎很难找出否定无因债权合同效力的明确根据.毕竟我国没有象法国民法第1131条那样明文规定无原因之债无效。否定无因债权合同的效力.更多地是从既有的法律规定和民法理论出发,进行体系解释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同既有法律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协调统一。当然。如果象陈自强教授那样,自始就不把这种情形解释为无因债权合同,只把授受无因负债字据解释为举证责任分配的约定.则讨论的前提就不复存在了,实体问题一下子完全转化为程序问题。这不失为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但它实际上是把实体效力之争的问题回避掉了.而且认为无因负债字据内涵了当事人关于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约定,难免是一种臆测和拟制。
      综上,由于我国现行法不承认无因性原理,所以即便当事人意欲创设无因债权债务.其意思表示也不会被赋予法律效力。仅凭无因负债字据尚不能直接认定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诉讼中,原告持无因负债字据主张权利,必须就真实的原因进行主张和声明,法院在受理案件时亦应根据原因关系确定案由和诉讼标的。在终局上,法院是根据原因关系认定被告有无给付义务,故关于原因关系的抗辩理由,被告均可援用。若经审查,原因虚假、无效、不成立或被撤销,则债权请求权根本不发生.即便被告不主张抗辩,法院亦应主动驳回原告诉请。
     
      六、关于原因证明的举证责任分配(程序法效力)
      否定无因债权的效力,并不意味着彻底断绝债权人的救济路径,无因债权被否定,毕竟还有原因债权存在,所谓无因债权终究还是有其原因,只不过原因未在负债字据上表明罢了。只要该原因经查证真实有效,债权人的权利还是可以得到维护。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此时哪方当事人对债权发生原因这一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证明责任)的实质是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谁对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谁就要承受该风险。 [21]根据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权利的一方应就引起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负举证责任。因为我国不承认无因债权合同,所以无因债权合同本身并不能成为引起债权发生的要件事实.引起债权发生的要件事实指的是债权发生的实质原因,这里的实质原因既可能是诸如买卖等各种有名合同.也可能是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或是侵权行为。甚至被告还可能是因赌博、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而出具了欠条,当然违法行为不能产生有效债权,如果原因违法,债权肯定无效。
      关于要件事实的证明最终会呈现三种“心证”状态:其一,法官形成要件事实为真的内心确信,此时原告诉求应获支持;其二,法官形成要件事实为假的内心确信,此时原告诉求应遭驳回;其三,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无法形成内心确信.此时只能依举证责任规则下判,由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哪一方就要败诉。 [22]如果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举证责任,则原告应对债权发生的原因(要件事实)负责举证,倘关于该债权发生原因的证明最终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则原告将遭败诉。但这样处理,在无因负债字据的场合并不合适。因为欠条没有标注原因。所以欠条本身只是证明原因的间接证据,单凭欠条不足以证明原因,而当债权人因为获得了欠条而不再保留有关原因关系的证据的情况下(比如借贷双方为避免超过诉讼时效,对借据进行更新,重新书写的欠条中没有标明借款事实,而原先标明借款事实的借条被撕毁),对原因的举证将异常困难。另一方面,被告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给别人出具欠条,根据“自己行为,自己责任”的原理。欠条的出具人理应对自己的行为不能得到合理说明承担更大的风险责任。
      在比较法上,法国民法第1132条规定,“即使原因未予表明,合同仍然有效”, [23]一般认为,该条实际上是一项推定,即推定所有的债中都存在原因,但这项推定又可由债务人通过反证予以推翻, [24]债务人只有证明原因不存在。始得不受拘束。 [25]有学者将法国民法的这种规范模式称之为程序上的抽象,以区别于德国民法中实体上的抽象。在程序上的抽象中,利用抽象行为的当事人的相对方可以诉诸原因的缺乏或缺陷,抽象的法律效果只表现为举证责任的转换。而在实体上的抽象中,当事人不得诉诸原因的缺乏或缺陷来阻却抽象行为实体法律效力的发生。 [26]
      法国民法的规范模式对于我们处理无因负债字据的案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直接将其原理适用于我们的审判实务。即在无因负债字据的案型中,不再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举证责任,而是将举证责任进行转换。债权发生原因不能得到证明的不利益不由债权人负担,而由债务人负担。债务人仅对原告提出的债权发生原因予以否认,尚不足以免除义务,而必须就该原因虚假(例如将赌债伪称为借款)、不成立、无效等原因关系上的抗辩事由予以证明,方可不受拘束。若最终关于原因的证明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则推定原因存在,债务人仍应承担依负债字据履行的义务。
      由此可见,在不承认无因性原理的前提下.无因负债字据的实际效果主要在于发生举证责任转换,即将本来的由债权人负责证明债权存在,变成了由债务人负责证明债务不存在。在诉讼中,只要债权人能就债权发生原因作出合理的说明,而债务人又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关于原因的陈述为虚假,那么债权人的权利请求,就应该获得支持。
     
      结语
      现行法不承认与原因相脱离的无因债权债务。债权人持无因负债字据主张权利,必须就债务发生原因进行主张和声明,法院应就该原因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不可不问原因径行认定债务存在。在关于原因证明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债权人仅负主张责任,而由债务人就相反事实负举证责任,当债权发生原因的证明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应推定原因真实存在。
      在本文开篇所举案例中,原告在诉讼中主张债权的发生原因是因为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行为不检.所以才承诺对原告进行补偿。在原告提交的离婚协议书中.明确记载了被告与第三者同居的事实,该离婚协议书经被告签字确认,被告对这一事实也不否认。按《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因此被告是因违反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而产生了损害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债权发生原因在法律上合法成立,且已经被证明,故其诉讼请求应该得到支持。被告若想免责,必须证明其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事实不存在。然而此事实已经被证明,故被告应依据无因负债字据履行给付义务。需注意的是,本案的裁判是在要件事实被证明为真的状态下作出的,并未涉及依举证责任裁判的问题.倘关于被告是否违反夫妻间忠实义务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需要依举证责任下判。
      另需注意的是,本案中被告债务的发生原因不应解释为赠与。赠与人对受赠人原本没有给付的义务,所以赠与在履行前可以撤销,而本案中被告因违反忠实义务。本来就负有损害赔偿义务,二者不应混淆。对于司法实务中出现的非婚同居双方所达成的补偿协议。笔者认为,非婚同居双方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补偿协议只能解释为赠与,如一方拒绝履行,实际等同于撤销,该协议即失去拘束力。
     
     
     
    注释:
    [
    1]陈自强:《民法讲义I》,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
    2]抛弃虽属处分行为,但却不属于给与行为,此为特例。
       [
    3](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页。
       [
    4]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
    5]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
    6]但也有例外,民法理论认为,非给与行为中的“代理权授予”也涉及不要因的问题,即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效力不受原因行为(委托合同)的影响。参见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
    7]同注 [3],第442页。另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注释 [3]。
       [
    8]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
    9]同注 [8],第287页。
       [
    10]陈自强:《无因债权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
    11]郑玉波著、陈荣隆修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
    12]同注 [10],第165页。
       [
    13]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陈玉波著、陈荣隆修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卑版,第30页。
       [
    14]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29页;同样的例证也见于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
    15]同注 [10],第237页,第241页以下。关于“举证责任契约”,参看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
    16]对此,理论上有争议。参见董安生主编:《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
       [
    17]粱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6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
    18]粱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
    19]粱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6页。
       [
    20]孙鹏:《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第115页以下。
       [
    21]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
    22]同前注,第18页。
       [
    23]同注 [8],第287页。
       [
    24]徐涤宇:《原因理论研究——关于合同(法律行为)效力正当性的一种说明模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
    25]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
    26]同注 [24],第267—268页。
    出处:《法律适用》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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